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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

    中華五千年 2011年03月17日14:47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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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論中國的傳統文化時,無可避免的要觸到華夏文明獨特的一種思維,或者說是一種特殊的理念,這種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個炎黃子孫的內心深處,以至于在我們這個東方古國幾千年中盡管時常有事實上的分裂與內爭,沒有人試圖去懷疑這種必然的走勢。對西方人來說,這種思想是難以為人所理解的,但它確實存在,而且還在中國文明這個文化體系中處于一種極其重要的位置——這就是“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思想認為,中國必然是一個統一的體系,統一是必然走勢。無論是誰,只要他能夠用事實證明他是“天命所歸”,他就從道義上占據了主動權,那么,他就將成為統一中國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實上,當他能夠證明這一點的時候也多是中國走向統一之時,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這種思想伴隨著中央政權的權利的申述而來,“據記載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紀初期由商國的君主提出的。后繼的周朝(約公元前1122~前256年)諸王重復了這種權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統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漢和東漢(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權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統一重申了統一的原則,其形式(除了象907~960年那樣的短暫的間歇外)一直延續到1912年”[1],它的長期延續顯然是伴隨著中國的一次次統一而相互作用,是不斷的在實踐中得到驗證而加強的結果。

        “大一統”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個華人的內心深處中延續,并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而逐漸彰顯出來,對香港、澳門回歸的欣悅及對臺灣重回懷抱的期盼,都體現了這種思想,因此,對這種思想的剴切剖析是重要的。

        無疑,“大一統”思想是傳統中國文化體系中的精髓之一,既然它歸屬于這個體系,將它單獨列出來進行研究無疑是困難的,但是,我們可以試圖去盡量排斥其它的干擾來觀察它,找到它的特點以及如何影響著中國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的個個方方面面,從中此一角窺測到中國傳統文化。

        一、“大一統”思想的緣起

        最早體現“大一統”思想的文章詞句大約是《詩經》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2],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詩,無非是說明自己受束縛而去哪里都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這些埋怨在各國歷史中肯定都多少有一點,算不上什么特別之處,所以要算特別之處必須追索到中國獨特的政治體制。

        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管理體制是以一種獨特的家長制為核心的,這種“家”的概念不斷的象外推,“在鄉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錢的地主和官僚階層,可以大到象一個小國”[3],這種不斷的“家”的延伸在中國傳統統治中體現得至關明顯,在歷朝歷代都在思想灌輸中不斷得到加強,這是“大一統”思想的基礎。

     

    [中華圖騰“龍”]

     

        如果我們探詢一種文化中的特別現象,難免不去考慮它的地理環境,因為意識層面的東西都源于特定的物質環境,因此可以說,由于獨特的地理環境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內容。例如古希臘人認為世界是個大沙盤,擱在一條大鯨魚的背上,鯨魚又漂在一望無際的海上,成年扛著這個東西,鯨魚背上難受,偶爾蹭個癢癢,就鬧地震。古埃及人認為大地是個球形,浮在虛空之中。倒并非古埃及人比古希臘人聰明,而是因為埃及人住在空曠的地方,舉目四望,周圍是一圈地平線,和螞蟻上籃球時的感覺一樣,所以說地是個球,而希臘人住在多山的群島上,往四周一看,支離破碎,這邊山那邊海,還老鬧地震,就想出了沙盤鯨魚說。由此可見,中國長期統一的中央集權不能說與地理環境無關。

        在這方面的解釋中,黃仁宇給出了他的三個地理上的理由。

        華夏文明盡管出于多源,但黃河文明無疑是最主要的源頭,“因為黃土之纖細,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鋤。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互為表里,顯然是得到這種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國社會即已在文化上表現出均勻一致。他的基層細胞的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黃河經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損失的可能。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間和枯水期間幅度的變化又大,更使潛在的危機經常惡化。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4]。所以就文明的起源來看,黃河的特征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建立在其之上的人類文明的特性。

    在農業勞作的時代,人類抵御自然侵襲的條件很差,因此類如水災旱災等自然災害,除了不斷的遷徙,就只能依靠有組織的賑濟一途,而中國有主體是個農業國家,這使得選擇前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就賑濟災荒而言,“各大國要較小國家占有顯明的優勢。它們所控制的資源能夠在賑災時發生確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戰爭中也得到廣泛的支持。當諸侯為了好大喜功而作戰的時候,一般民眾則隨之爭取生存。如是的競爭只有像螺旋式的使兩種因素的加入越來越多、越大”[5]。所以,資源上的集中能夠在生存競爭中更具備優勢。

        最后一種是由于氣象上的因素影響,氣候和雨量的差異使得中國國內適合于農業生產,而塞外則以牧畜為務,當氣候不利的時候,“馬背上的剽竊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襲取種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積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擴大為戰事,防守者則企圖報復,有時也全面出擊以圖先發制人……這種局勢的展開也指出中國即使在國防上也要中央集權”[6]。這種生存競爭迫使國家必須擴大其規模才能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來應付不間斷的外部侵襲。

        概言之,黃仁宇所言以上三個地理環境上的因素決定了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體的國家,同時,由于東面近靠大海,南面毗連瘴地,西面環接高山戈壁,北面郊臨苦寒荒漠,客觀的自然環境使中國主體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而這個系統的生存和有效又必須統一成一個大的組織結構,以形成一種共生共贏的局面,否則,伴隨組織支離破碎而來的必然是長期的饑荒、動亂、羸弱和個人極度的貧窮。

        這一點顯然和農業生產特征相關,如果我們考察農業家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它在組織功能上與國家功能極其相似。老人孩子各行其務,男子婦女各司其責,家庭的生存和延續取決于這個家庭的完整和統一,所謂“家和萬事興”,只有達到相當的統一和諧,家庭的各項功能方能行之有效,個人的幸福就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由此一層層擴大,我們發現在整個中國農業社會,農業的自給自足的生產特征配合到相對封閉的地理特征直接決定了中國的有效生存和延續必須倚賴于一個統一的政府以及這個政府內部功能上的和諧一致。應該說,是農業生產特征和相對封閉的地理特征促使華夏文明中“大一統”思想的出現。

        “大一統”思想在其初期只是作為一種宗教理想而出現的,并沒有得到特別的強化,各地區廣泛的差異性使得使得對一個龐大帝國的直接管理是極其困難的,因此,從由祭祀上天的大祭司轉化而成的天子只是在名義上和理想中統一著昊天之下的廣大地域,大部分具體細務的地方自治是幾千年來中國的通行做法,這種名義上觀念上的統一在長期的中國歷史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與實際相接,也才能夠在中庸妥協的條件下獲得一些地方實權者的配合與合作。所以,開始它只是一種在上天治理下由內到外的一種理想體系,“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供,荒服者王”[7],可見最初它只是作為一種祭祀上天的不同,后來在實際治理中根據實際需要而發生了變化,這種抽象的思想理念能夠一代代保持延續不能不說是與中國的傳統教育密切相關的。

        正如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也有反作用一樣,客觀的地理環境產生了這種“大一統”思想之后,它的生存與發展仍然有耐于文化和政治上的保證,這種保證無疑又促成了國家的統一,兩者是相互依存的。

        在贏秦一統中國之后,雖然在客觀上符合了地理上的生存和繁盛的條件,但由于缺乏“大一統”文化的保證,便很快又陷于分裂之中,所以,劉漢王朝吸取教訓后對此進行了強化,這種強化無疑是行之有效的,三國時期彼此都要求對自己是正統王朝的認可及統一的要求顯然就是這種長期強化后的結果。南北朝之后隨之而來的動亂又打亂了這種文化的同一性,直到中國的重新再統一。很明顯,后繼每代統一的王朝都認識到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對此都一再的加以強化,以至到最后它能夠牢固的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成功保持了中華民國名義上的統一。

        歷史事實對“大一統”實踐的同時獲得了強大證實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優勢,無論是漢唐盛世,還是元明清三朝,統一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國力的強盛,經濟的繁榮以及其它各各方面的興旺,這顯然彰顯了“大一統”思想的魅力,因此在文化的傳承中這一信念能夠不斷的加以延續,也由于歷史追溯的渺杳而更顯分量沉重。

        所以,文化思想上的不斷強化是“大一統”思想能夠長存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原本是對上天祭祀中表露出來的理想,最終由于在教育上的強化以及在實際具體事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揚。

        一方面由于客觀地理環境需要“大一統”思想,一方面人們又在教育中有意識的強化這一思想,于是,“大一統”思想便在中國扎下了根,并且成長得枝繁葉茂,以至任何一個個體都會發現想逃出它的蔭惠都是徒勞的。

        二、“大一統”思想的在實際運用中幾種主要形式

        我們在論述“大一統”思想的時候往往會誤認為權力的絕對、標準的整齊劃一是“大一統”思想的特征,其實不然。中國的“大一統”思想代表的是一種客觀上的抽象理念,而并非是具體的實際或事實,和傳統儒家所提倡的“仁”一樣,它是在事實中所要求的一種原則而并非有一種完全模式化的標準,與《孟子》中所談到的“嫂溺,援之以手”一樣,權變始終存在于其中,根據具體的事實而加以調整。

        因之錢穆論述到“我們通常說中國自秦漢以下是統一之開始,其實此說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國早已具有統一規模了。只是那時是封建政治下的統一,而秦漢以后乃是郡縣政治下的統一。雖其間有些不同,但不能謂西周封建非統一!盵8]很顯然,這已經說明:中國的統一有著不同的形式(我在這里引用錢穆之言僅用來說明統一有多種形式,非以其言為確,事實上,贏秦之前的“天下”僅僅立于宗教意識之上,是普天之下的意思,由于當時地理上的局限,當時以為天下就只有今天中國的規模而已,若按其本意應指今天的全世界,所以西周嚴格而言其實不能算統一)。

    在中國的自然條件下,雖然為了應付內部自然災害的侵襲和外部的掠奪客觀上需要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但理想和現實肯定是有差距的,在一定情況下,如果國內不存在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占絕對優勢的諸侯,而相互處于一種勢均力敵的狀態的話,國家的分裂顯然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也并非沒有分裂的時候,只是這種分裂沒有割斷中國的傳統文化,至少在名義上中國依然是統一的。

        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的大一統思想來源于對上天的崇拜,而地域的限制又割裂了對外面世界的聯系,因此對世界的認識只在中國這樣一個小小的地域之中,只要在一個蒼穹之下,對上天在文化上的認識是同一的;另一方面在于,正如前面所說的自然地域和氣候的客觀條件使大國在各方面更具優勢一樣,不僅各諸侯國治下的人民為尋求安定而渴望統一,諸侯本身也可以利用這種愿望來獲得其政治上的成功和經濟上的更大利益,因此會有意識的灌輸統一的概念,同時灌輸的還有自己政府合法性的思想以確保統一是由自己完成。

        這就是“大一統”思想在實際運用中的第一種形式,即客觀上處于分裂狀態,但統一的思想始終貫穿其中。三國時期、南北朝時期、以及現在的大陸和臺灣就是處于這種狀態。

        另一種方式是一種名義上的統一,也就是說,各地方政府承認中央政府的存在,也認可它的權威,但地方的具體事務仍處于自理的狀態。

        由于中國地域廣闊,而過去的交通條件極為不便,客觀上為中央政權對地方的直接治理增加了許多困難因素,同時,如果地方財政和軍力能夠維持其獨立存在,那么各地方實權者就完全可以獲得自己獨立治理治下的“一畝三分地”的權利而無法受到實質上的傷害。

        當然,中央和地方的暗自角力是始終存在的,其結果必然是以一方的勝利而告終,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被迫中斷。漢武帝、明成祖就是中央政權獲得勝利的代表,劉漢、李唐王朝的末期就是以地方政權的勝利而結束,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和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角逐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中斷是第三類例子。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前面宗教文化上影響的因素,最重要的還是歷史的因素,也就是說,對中央政權一定程度上的認可是緣于中央和地方在過去歷史上是同源的,而中央方面是直接的名義上無可爭辯的繼承者,但是,由于中央缺乏足夠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來控制各個地方,因此使各地只在名義上遵從中央政權而在實質上處于半獨立狀態。

        最后一種形式是政權完全的統一,國家處于中央集權之下。

    這種統一不管是外族的侵入如蒙元、滿清兩朝,還是由于地方諸侯的日漸強大如贏秦、楊隋、李唐王朝,或者是完全由初始起家如劉漢、朱明王朝,他們在統一的同時也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對地方保持著相當的控制力,因此是“大一統”思想的最大宣傳者,也是“大一統”思想的最有效實踐者。

        無一例外,這幾個王朝都是異常強大的王朝,無論是對內和對外,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保持有相當的影響力。正如前面黃仁宇所論述的原因,由于中央王朝在這種形式下能夠最大化的使用資源,因此對內部的自然災害和外部的騷擾侵襲都能夠用強有力的手段來應付。事實上,統一的神話由他們再三的重申,客觀上的強大又證實了他們的神話——這便是中國特殊的傳統教育。這種教育配合和對上天的崇敬形成了中國特別的文化體系。

        但是,地理上的差異與交通的不便依然存在,這些王朝為了有效的獲得最大的資源不得不在解決與外部沖突的同時還解決內部的問題。元、清兩朝由于本緣于外部的侵入,因此他們的重點只在解決內部自然災害的問題,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而對于贏秦和楊隋兩代而言,同時解決內外的問題太難了,結果導致了王朝的迅速解體。其余三朝都不是同時解決內外問題的(唐是先不惜示好以穩定外夷來解決內部問題,漢、明都在事先在內部保持分封以達到穩定然后再來對外),所以,這種情況下的“大一統”并非一蹴而就的。

        即便在解決內外這些問題之后,治下各域的差異仍然存在,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朝廷不得不使用抽象的原則來治理,甚至在稅收上采取攤派的辦法。所以,精確的絕對的“大一統”形式始終不存在。

        在解放初期,我國曾經試國通過中央指令性計劃來統一調配資源和生產,事實證明,試圖將“大一統”形式單一化精確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三、“大一統”思想的影響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大一統”思想和中國文化的其它特點一樣有其體系,且是以抽象的原則為基礎的。這種龐大而抽象體系構造出的基本原則在現實中又不得不具體化,因此我在前面說到了它的幾種形式,但就總體而言,“大一統”思想出現的目的是切實有效的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其它的形式都是理想與現實出現差異后加以變通的結果,也就是我前面說到的權變的思想。就目的來說,一個統一的集權國家向來都是這種思想所要達到的最終歸宿。

        為此,我在這里談到“大一統”思想的影響的時候,主要還是立足于形成一個統一的集權國家。

    毋庸質疑,“大一統”思想能夠長期存在自然有其正面的影響因素在內。

        首先在于,“大一統”思想的存在使華夏一統成為必然。中華文明中由于有了這種思想,統一就成了一種上至達官貴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種共識,這使得當中國客觀上處于分裂之時,每一個地方實力派無法太多只顧及自己治下的小塊領地而對其它制外之地棄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國的立場上來思考問題而無法偏安一隅。一個有能力的統治者若要獲得統治自己地方的合法性,他在足踐帝祚之始便不得不聲稱自己為正統,而且必須始終以統一天下為號召,這使得中國的歸于統一成為一種必然。

        如果說秦漢只是開始,隋唐是加以繼承,至元以后中國在政權上也趨于一種集中的統一,這顯然是“大一統”思想更為深入民心的結果。

        所以“大一統”思想能夠促進統一國家的形成,而一個統一國家的形成也就客觀上為中國的強大打下了基礎。

        統一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國家的穩定繁榮,文教昌盛、軍事強大是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同時政府也有相當的資源與組織基礎來進行有利于國計民生的重大工程。很顯然,國人對漢唐的記憶莫不賴于其政治經濟上的空前繁盛和對外部的巨大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無疑都是在統一集權的條件下獲得的。

        如前面黃仁宇談到得中國統一的客觀性要求,中國在中央集權下更有利于國家最有效的戰勝自然災害和獲得外部戰爭的勝利,也更有利于國家統籌資源,完成類如都江堰、長城、通濟渠、永濟渠等重大工程,這些無疑都對中國的強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種基礎都是在“大一統”思想下獲得的,因之渲染和強化了這一思想的影響力。

        從其它的方面看,中華民族能夠長期保持自己文化的獨立性,不僅是源于地理位置的相對封閉,也源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了統一和一致,統一有助于各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融合,促成了偉大的華夏文明。中國文明的多源就緣于中國政治上的“大一統”客觀上促成了各地域文化間的交融,從而使中國傳承的文明帶有很大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對我們的生存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大一統”思想也為我們的文化形式產生了作用。由于各地的差異,思想上要尋找放之四海皆準的準繩就不得不立足于抽象之上來建立一個羼雜的文化體系,以便于各地進行符合具體實情的操作,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不象西方一樣過于細分科目和知識而注重各門類之間的融會貫通。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化不重視具體和精巧的技藝。

        這就談到“大一統”思想的反面作用上去了。這些反面的影響也有幾個具體的表現。

    一個就是我剛說的原則標準上的抽象,無法具體細致。這種抽象是由于建立在地方差異上的一統而應運而生的。一方面,它使中國過度的注重道德品質,而輕視技能,因為無論物質上有何差異,只要道德品質上沒有問題,統一就能實現,這直接導致在生產力創造發明上的落后,“帝制時代的中國,人才就是掌握了儒學經典的理論原理和道德準則的人。他們認為,如各朝各代所揭示的那樣,只要人們弄清了這些原理并學以致用,就能自然而然地應付從政生涯中的任何局面!藗兛偸敲鞔_地把這種‘通才’看作一種典范。雖有財政、司法及其他方面的專家,但他們只能從工作中獲得專門知識,并沒有教授專門知識的學校。而且,這種專門知識從來就沒有成為取得社會聲望和社會地位的公認途徑!盵9]這顯然是為了在“大一統”條件下符合差異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無法具體,在財政和稅收上就不得不采取模糊的攤派原則,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負擔的不均,尤其在自然災害肆虐之下出現的人口流動改變了既有的丁壯比例的情況下,相對承受負擔較重的地區更容易發生暴亂,對國家的穩定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大一統”思想的另一問題在于國家可能會對各地經濟的發展出現片面講究均衡的傾向,這種傾向會通過大大加重經濟增長較快的地區的各項負擔而阻止當地的生產力發展的進步,因之,國家始終無法做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而使各地只在人多低效的圈子內徘徊。與中國相埒,西方不存在“大一統”思想,反而能夠在生存競爭的掙扎中想方設法的提高效率,直接導致了生產力的變革。所以,在這方面,“大一統”思想延緩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

        自然,一種思想總是有利有弊的,我們對“大一統”思想也應該辨證的來看它所起到的作用,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去盲目宣揚國粹和對之棄如弊履都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在現代化的變革之中,我們應該清醒的看到一種思想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所起的作用,正確的利用它才是我們研究一種思想的目的。

        “大一統”思想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自然深深打上了傳統的烙印,但我們的變革離不開傳統的根基,同時,我國的強大也有賴于國家的統一,因此,這種思想在今天更有其特殊意義。本文在這里只是做了一個初步的嘗試,有關這種思想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引用文獻:

        [1]《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中國的興起 1949-1965年》[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7月第1版第18-19頁

        [2]《詩經.小雅.北山》

        [3]《鄉土中國生育制度》費孝通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5月第1版第27頁

        [4]《中國大歷史》黃仁宇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7年5月北京第1版第22頁

        [5]同上,第25頁

        [6]同上,第26頁

        [7]《史記.周本紀》

        [8]《中國歷史研究法》錢穆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年6月北京第1版第23頁

        [9]《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劉東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年2月第1版第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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